，许多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能人辈出、人才济济的时代，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名人轶事都产生于中国的“乱世”，而不是出现于中国的“治世”。

一个基本的解释为:在天下尚未一统时，各个统治者为了统一中国，特别能够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和重视人才，因此也能给予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空间。

而分裂时期的能人志士也可以“用脚投票”，当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压制人才和限制自由的时候，人才可以流动到其它国家，以便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无数这样的故事，一个诸侯国的人才流动到其它国家而成为杰出的治国能臣。

比如战国时代的魏国就是人才大国，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商鞅、张仪、鬼谷子都时魏国人，但是魏国却留不住本国的人才，魏国的杰出人才都跨“国”流动到了秦国、齐国等，等于为其它国家作嫁衣裳。

相反在天下一统时期，君主为了稳定统治，大多会加强君主权威，严格控制出格言论和异端言论，因此容易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而且在大一统时代，人才再也不可能跨“国”流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君王决定镇压异己的时候，就决定了人才的命运，要么终身郁郁不得志，要么就是身首异处，成为帝制皇权的牺牲品。

我们遍观中国史书，可以看到，在分裂动荡时期人民和社会所遭受的惨重苦难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往往是一场战争、一个军阀的劫掠就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更不用说延绵几百年的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灾害以及无数生灵涂炭了。

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时间的分裂时代就有可能造成人口锐减百分之八十和九十，其灾祸之烈，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像是作者菌最近读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依然震撼于战争之惨烈、屠戮之残酷和民生之痛苦。

可以这么说，良政好于暴政，暴政却好于无政府，全国一片混乱、一盘散沙的分裂割据是各种情况中最坏的一种。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是这样的:当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节制地方政府，让政令通行于全国的时候，国家就能够安定当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节制地方政府以及政令无法畅通的时候，这往往也是国家分裂动乱的序曲。

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恶化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同时他们却可能通过腐败网络和朋党联系侵蚀国家的税收来源基础，损害国家财政实力，既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和不足的局面，又造成基层民众对国家的强烈不满，最后输家是国家本身。

明末、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局面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严重失衡的基本状况。

即使是在太平盛世，地方势力作大、割据一方，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康熙时代的三藩之乱，大唐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只要认真解读这些历史事件都能看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影子。

翻开杜甫的诗集，每每能感到国家分裂动乱带来的极为惨痛的结果和诗人的感时伤怀。

因此，我们在太平盛世时，当然可以神游于春秋战国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灿烂，也可以沉迷于三国时期的壮怀激烈和智慧角逐，但是我们最好不要梦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因为除了我们看到的浓缩在历史小说中的杰出人物的故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杀戮、动乱、战争、劫掠和屠杀，更多的是黎民之哀痛，社会之动荡，生活之困顿，古语说得好:“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个深刻道理。

国家统一其实是我们的祖先在血与火、刀与剑、哀与泪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中国人对